哈瓦拉（又称亨递）是一种传统的非正规价值转移体系，在很多国家或地区不受监管。该体系建立在哈瓦拉经纪人网络之上，他们代表客户进行资金转账，但无需借助传统的金融机构。据信，它起源于古印度，后来被中东和其他地区采用，包括非洲之角和南亚。 哈瓦拉体系以信任为基础，依靠哈瓦拉经纪人将资金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哈瓦拉经纪人相互联系，构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他们会利用各种方式进行资金转账，例如快递服务或互联网。哈瓦拉体系通常被用作国际资金转账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资金流动受到限制或正规银行系统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此外，它还是移民务工人员向家乡亲属汇款的一种方法。 虽然哈瓦拉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纳入传统正规金融部门，因此不像传统金融机构那样受到监管，但为解决涉及洗钱和其他非法活动的担忧，一些国家或地区已采取措施将其合法化并加以监管。例如，在阿联酋 (UAE) 和英国，哈瓦拉分别由阿联酋央行和英国税务海关总署 (HMRC) 监管。阿联酋央行和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实施部分规定，要求哈瓦拉经纪人进行登记，并遵守某些报告和记录保存的要求。 然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哈瓦拉仍然缺乏监管，可能导致其受到滥用。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哈瓦拉存在一定的风险，包括欺诈和资金损失风险。如果出现问题，追索权可能会受到限制。 哈瓦拉体系的运作方式 以下是哈瓦拉体系的典型运作方式： 客户或汇款人联系哈瓦拉经纪人，要求将资金转账给另一地点的收款人或受益人。 哈瓦拉经纪人与汇款人商定识别该交易的密码或代码。 汇款人向哈瓦拉经纪人提供要转账的金额和服务费。服务费通常根据转账金额的百分比计算。 哈瓦拉经纪人联系收款人所在地的同事或同伴，提供交易明细，包括密码或代码。 收款人所在地的哈瓦拉经纪人接收密码或代码，并向收款人提供约定数额的资金。 随后哈瓦拉经纪人再相互进行账户结算，通过资金转账或其他交易方式来结算账户。 使用哈瓦拉的原因 哈瓦拉的优势如下： 速度快：哈瓦拉交易通常可以快速完成，适合需要在短时间内进行资金转账的人。 费用低：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使用哈瓦拉的费用通常更低，对于需要转移少量资金的人来说更加经济实惠。 私密性：哈瓦拉交易没有记录，具有传统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隐私水平，可能会吸引注重财务隐私的人。 便捷性：哈瓦拉经纪人通常位于市场、小商店等常见地点，更容易提供服务。 哈瓦拉供应商的盈利模式 除收取服务费外，哈瓦拉经纪人经常会通过规避官方汇率来赚取利润。通常情况下，资金会以汇款人所在国的货币形式进入体系，以支付所在国的货币形式离开体系。 使用不受监管的哈瓦拉的相关风险 使用不受监管的哈瓦拉存在一些风险，包括： 欺诈：哈瓦拉交易以信任和人际关系为基础，并且缺乏正式的文件或记录，因此存在欺诈的风险。如果哈瓦拉经纪人未能履行承诺并提供资金，或将资金用于个人目的，他们可能不会承担法律责任。 资金损失：由于欺诈或转账过程中的错误或误差，可能导致资金损失的风险。由于缺乏正式的争议解决程序，可能难以追回损失资金。 非法活动：不受监管的哈瓦拉可能成为洗钱、恐怖融资和其他非法活动的工具，导致使用哈瓦拉的个人面临法律和金融风险。 波动性：通过哈瓦拉转移的资金价值可能会受到汇率波动或其他市场条件的影响。这可能导致收款人收到的资金金额低于此前商定的金额。 部分个人和组织可能会利用哈瓦拉规避金融制裁或躲避执法部门的侦测。例如，哈瓦拉可能被用于向受国际制裁国家、地区或团伙进行资金转移，例如伊朗或哈马斯。哈瓦拉交易没有记录，且高度依赖人际关系，因此很难追踪，可能被用于躲避侦测。 已有几个案例表明，哈瓦拉与金融丑闻有牵连，或被用作非法活动工具。以下为涉及哈瓦拉的实例： 2015 年，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宣布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某个人和公司网络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利用哈瓦拉体系为鸦片和其他非法毒品的销售提供便利。这些个人和公司被指控利用哈瓦拉体系向塔利班和其他恐怖组织进行资金转账、清洗毒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将这些个人和公司列为“特别指定毒贩”并实施金融制裁，包括冻结其资产、禁止与其进行交易。[1] 以上案例表明，哈瓦拉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为毒品交易等非法活动提供便利，并且使用哈瓦拉从事此类活动的个人和组织可能面临的风险。必须说明的是，使用哈瓦拉进行非法活动在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是违法的，一旦发现，涉事个人和组织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和经济处罚。 为什么哈瓦拉应该受到监管 哈瓦拉应该受到监管的原因如下： 降低欺诈和资金损失风险：哈瓦拉受监管后可建立基本的标准，确立正式的争议解决程序，从而帮助降低相关风险。 防范非法活动：监管后可要求哈瓦拉经纪人遵守反洗钱和反恐融资规则，并提供协助当局追踪和调查可疑交易的工具，从而协助防范非法活动。 改善普惠金融：建立监管可帮助使用哈瓦拉的民众获得正规金融部门的服务，为他们提供更广泛的金融服务和保护。 促进金融稳定：监管哈瓦拉可以降低洗钱、恐怖融资和其他非法活动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威胁，从而提高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性。 哈瓦拉对银行系统有何影响 哈瓦拉可能对银行系统产生以下影响：...

Satoshi Nakamoto 最初发布白皮书，向全世界介绍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时，没有人预料到虚拟货币或加密货币将给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领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自 2009 年首次应用以来，截至 2021 年，全球约有三亿加密货币用户。1据估计，印度拥有超过一亿加密货币用户，2 是加密货币用户数量最多的国家，并因此在新技术掌握和创新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一点也得到了印度主要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 (RBI) 的认可。 尽管印度拥有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用户群体，但在提供监管清晰度和认可加密货币地位的必要指令方面，依然任重而道远。印度储备银行曾于 2018 年 4 月发布通告，禁止开展虚拟货币交易，但随后最高法院作出了撤销该通告的裁决，表明印度存在监管灰色地带。这一裁决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不仅加重了对使用加密货币的困惑，还因为未向受监管实体提供必要指南，犯罪分子利用加密货币进行欺诈和洗钱，引发了一系列令印度储备银行头疼的问题。 尽管缺乏监管框架，印度人仍然十分青睐加密货币，但忽视了相关风险，而涉及加密货币的洗钱事件不断增多，令人担忧。 全球加密货币法规——相互独立的方法 目前，印度的现有法规在接受程度和制定监管框架以监管加密货币的使用方面具有不同的成熟度。美国、新加坡和萨尔瓦多等国家已颁布必要的监管法规，成熟度更高。但印度等国仍在探索如何接受加密货币，并制定相关法规。虽然各国的总体目标和方法都致力于确保金融稳定性、促进创新、防止滥用和被犯罪分子利用，但各国之间缺乏协调性仍然是制定健全而强大法规的最大阻碍之一。 印度加密货币监管及其演变 2013 年，印度储备银行向公众发出警告，提醒个人将加密货币涉及的风险、潜在滥用现象以及监管或法律框架的缺位纳入考量，不要使用加密货币进行交易。然而，随着加密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印度的加密货币滥用情况变得更为普遍，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尽管印度储备银行重申其立场，并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发布后续通告，建议个人不要交易加密货币，并多次向公众发出警告，但在建立加密货币监管制度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加密货币骗局和案例分析 要了解缺乏适当的加密货币法规和立法框架有何影响，就必须要研究过去二十年间印度发生的各种骗局。这些欺诈和洗钱案例也可作为学术性案例分析，清楚地展示在立法框架缺失、教育水平低下和人性贪婪各大因素的作用下，重大骗局如何逐渐融入社会结构之中，尽管已经进入 21 世纪，就业困难和贫困仍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虽然本文重点关注近期揭露的骗局，但根据对公共领域现有信息的分析，其中最突出的是名为 GainBitcoin 的加密旁氏骗局（2014 年至 2018 年）。该骗局涉及 Amit Bhardwaj、Ajay Bhardwaj 和 Vivek Bhardwaj。此前还发生过其他臭名昭著的骗局，如 Bitconnect、Regal Coin 和 Dekado...

大大湄公河次区域 (GMS) 已成为大规模网络诈骗活动的重灾区，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经济特区层出不穷的中国犯罪团伙存在关联。网络诈骗行业也成为大规模人口贩卖的渠道，犯罪团伙以东南亚地区高薪合法工作为诱饵，吸引大量无辜求职者进入圈套，然后强迫他们从事网络诈骗活动。这些青年男女被监禁扣留在监狱般的园区中，针对其他国家或地区实施“杀猪盘”网络诈骗。本文旨在分析杀猪盘骗局是什么、这些大规模诈骗活动如何运作、它们与人口贩卖有何联系、受害者和犯罪分子是谁、诈骗活动发生在哪儿，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沦为整个地区网络诈骗行业和人口贩卖重灾区的原因。 杀猪盘骗局 “杀猪盘”一词是指在屠宰前对猪进行育肥的做法。在网络诈骗背景下，它是指犯罪分子在放弃受害者前持续加量骗取受害者钱款的行径。为了取得受害者资金，犯罪分子会先与受害者建立虚假的长期关系，再哄骗受害者汇款或参与加密货币、线上赌博和游戏等欺诈性投资骗局。事实上，这些诈骗活动数量激增，以致美国监督与打击人口贩运事务办公室将柬埔寨评级降至三级（即最低评级）。“根据大多数可信共犯报告，当局并未调查或追究涉案官员的刑事责任，其中某些官员与无良企业主合谋，通过娱乐场所、砖窑和网络诈骗活动，将人口贩卖的魔爪伸向了全国数千名男性、女性和儿童。”1 作案手法 犯罪分子通常会在网上创建虚假人物形象，盗用互联网照片，营造成功人士假象。然后，在社交媒体或社交 / 约会应用上主动联络受害者。一旦受害者上钩，犯罪分子就会建立并维护信任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犯罪分子会介绍投资骗局，哄骗受害者投资加密货币、线上赌博或游戏平台。为了进一步获取受害者信任，犯罪分子可能会让受害者提现，使之确信平台合法。犯罪分子成功诱导受害者汇款后，还会诱骗其进行更多汇款。在某些案件中，他们还会劝说受害者贷款、提取退休积蓄，甚至抵押房屋。如果受害者无力进行更多汇款，犯罪分子就会取走他们的钱款。受害者意识到钱款损失之后，犯罪分子就会哄骗他们进行更多汇款来解决问题——这其实是犯罪分子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非法所得。最终，犯罪分子会放弃受害者，此时受害者往往已经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困扰。美国特勤局司法金融分析师 Andrew Frey 告诉 ProPublica 和福布斯，受害者来自各行各业，杀猪盘骗局已经成为他所描述的“超级骗局”。 2 图 1：犯罪分子的骗局 加密投资骗局 通常，杀猪盘骗局会采取加密货币投资骗局的形式。犯罪分子引导受害者在加密货币交易所购买加密资产，然后说服受害者将资金存入虚假的线上投资平台。事实上，这些资金被存入了犯罪分子的地址。犯罪分子还可控制平台；他们操纵平台，使受害者确信投资取得成功。在某些情况下，犯罪分子可能允许受害者将小额存款提现至初始账户，以此骗取受害者的信任，使其放心大胆地加大投资力度。犯罪分子可能采用诈骗策略，“封锁”受害者账户，或以各种理由从账户中“扣除”费用，例如必须支付“税款”“合规、借贷或交易费用”或者为“系统问题”或转账“错误”支付费用，以此诱导受害者进行更多转账。犯罪分子一旦发现无法再从受害者身上骗取经济利益，就会放弃受害者。 人口贩卖组成部分 该地区杀猪盘骗局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由人口贩卖驱动。因此，实施犯罪的人员既是受害者，也是犯罪分子。处于这些有组织犯罪集团核心的人贩子，针对东南亚地区的无辜求职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广告，承诺提供高薪合法工作。然而，移民务工人员到达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后，就会被扣押旅行证件和手机。受害者会被囚禁在戒备森严的园区内、关押在令人毛骨悚然的高层宿舍中，被迫从事诈骗活动。拒不服从的受害者会遭受各种暴力和虐待。为使受害者服从管理，犯罪分子会对其实施残忍虐待，包括殴打、电击、酷刑和剥夺食物。人贩子还会利用语言障碍。他们使用受害者的语言实施诱骗活动。受害者一旦落入人贩子之手，就会因语言不通而难以向当局报告自身遭遇。但是，犯罪分子却能使用受害者的语言。例如，汉语被用于诈骗中国人，菲律宾犯罪分子使用英语诈骗全球各地的英语使用者。人口贩卖不仅存在上述严重侵犯人权和尊严的行为，还会以骇人听闻的基本形式发生，即将个人视为商品买卖。例如，通过专门用于人口贩卖的 Telegram 频道“White Shark”，在公司之间买卖受奴役的移民务工人员。3 图 2：人口贩卖的三大基本要素 受害者人口统计 受害者来自邻近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东南亚国家或地区。ProPublica 报道称，“当局发现受害者来自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和其他邻近国家或地区，还有一些则来自距离较远的俄罗斯”。4 经济特区 受害者被带到以博彩业和旅游业闻名的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被扣留在这些国家边境城镇经济特区 (SEZ) 内由有组织犯罪集团经营的园区。 老挝 金三角经济特区是大湄公河次区域最大的经济特区之一，位于老挝、缅甸和泰国边境的洛克河和湄公河交汇处。金三角是臭名昭著的博彩旅游中心，对于本国禁赌的中国公民很有吸引力，同时也是毒品和野生动植物贩卖等各种犯罪活动的中心。5 该地区由大亨赵伟经营管理，赵伟也是老挝波乔省金木棉赌场的创办人和所有人。2018 年，赵伟以及其他关键人物因为参与贩毒、洗钱、贿赂及其他骇人听闻的犯罪活动（如人口贩卖、儿童性剥削和野生动植物贩卖），受到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的制裁。6 缅甸 在缅甸掸邦果敢自治区，“酒店和赌场会组织各种犯罪活动”。 7 勐拉是一个边境赌场小镇，当地各种犯罪活动高发，因此臭名昭著。8 缅甸的其他边境小镇也是如此，如掸邦的木姐和佤族自治区旺浦9 以及克伦邦的苗瓦迪。10...

根据麦肯锡 2018 年的一份报告，2003 年至 2018 年期间，新兴经济体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的近三分之二，占新增消费的半数以上。1 中国的支付宝等公司以及新加坡的“超级应用”Grab 大获成功，展现了新兴市场的持续发展动力。前者在全球拥有 13 亿用户，且在疫情期间提供了一系列创新服务2 ，后者则以 396 亿美元价格被 Altimeter Growth Corp. 兼并 3。 这些市场涵盖了全球 85% 的人口和近 90% 的 30 周岁以下人口，因此蕴藏良机。这段期间金融服务行业的决定性特征之一是在全球推动新兴市场发展的新进展。4 被称为“前沿市场”的地区常常有大量银行服务覆盖不足或无银行账户的人口，监督条件也不够完善。进入此类市场后，银行和支付服务提供商 (PSP) 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至关重要的是，前沿市场的金融服务和监管专业知识的积累成熟度往往落后于外来投资的速度。 前沿市场如何取得成功？培养当地金融服务专家，投资教育项目，培育人才，与监管机构和当地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合作，制定适当控制措施。这些都是有效的初步措施，且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前沿市场面临的金融安全威胁通常来自实施金融犯罪的不法分子，并波及到非本地的金融机构和支付服务提供商。 在向前沿市场引入高风险产品时，金融服务提供商应考虑以下五个风险领域： 包容被金融系统排除在外的人群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等组织开展大量工作，为无银行账户人口比例明显高于成熟市场的市场提供支持。例如，在中东和非洲，50% 的人口“被金融系统排除在外” 5，哈瓦拉等非正式系统（即“无需转移货币即可进行资金转账”的系统）更为普遍。在其中一些地区，银行和支付服务提供商在消除障碍和对金融服务提供商的不信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也巩固了替代系统，防止其被用于不当目的。6 然而，缺乏标准化和监管意味着支付更易获得批准，并且存在特定跨境交易挑战。在鼓励使用金融服务提供商的同时，实施有效的金融犯罪控制措施至关重要。部署前沿机器学习和精心制定的规则，有助用户实时发现活动模式，并检测合法客户行为的异常情况。以此区分无银行账户的真实客户与犯罪分子，可以避免妨碍合法交易或阻碍这些充满活力的市场蓬勃发展。 盲目传输数据的风险 前沿市场面临的挑战往往是缺乏准确的数据。与金融机构潜在客户交流，需要了解他们是谁、经营者是谁、机构所有人是谁以及机构总部设在哪里等等在成熟市场中容易全面获得的信息。根据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倡议，目前前沿市场还需掌握关于其司法管辖区内实体所有权的公开数据。但当前的现实是，前沿市场的数据收集和交付与成熟市场的规范并不总是相同。 缺乏可靠数据可能会让您的金融犯罪团队无所适从，无法判断客户是谁或者他们的资金来自哪里、去向何方，最终无法确定活动是否合法或者存在犯罪风险。 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是改善数据来源和提高数据质量。在大部分人口无银行账户或使用非正规转账系统的地区，这个解决方案可能难以推行。对于此类情况，当局应鼓励广泛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流程，处罚未能收集足量优质数据的金融机构，并在机构内部安排专人负责数据工作。 安全系统中的薄弱环节 俗话说，一个人是否强大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金融服务领域，从业人员应当预见前沿市场将会出现更多薄弱环节。2016...

2 022 年，华纳兄弟公司发行电影《猫王》，演绎了摇滚之王 Elvis Presley 及其长期经纪人 Tom Parker 上校（由好莱坞巨星 Tom Hanks 饰演）之间颇具争议的复杂关系。 Parker 通过花言巧语，说服猫王由其全权管理猫王的演艺事业，此后更是借此中饱私囊，无视猫王的最佳利益。1970 年代，猫王萌生了举办全球巡演的强烈愿望，Parker 却欺骗他签署了一份为期五年的拉斯维加斯赌场驻唱合同。 正如电影所演绎的，Parker 嗜赌成性，欠下巨额赌债。赌场高层利用这些债务向其施压，哄骗猫王签下独家驻唱合同。Parker 确实为猫王争取到了报酬丰厚的演艺合同，但过于密集的演出日程安排使猫王身心疲惫。为让猫王继续舞台演出，Parker 找来一个品行不佳的医生，为猫王开具处方药物，最终导致猫王药物成瘾。 猫王并不知道，Parker 与赌场协商达成了一项附加协议——只要猫王继续留在赌场演出，赌场就会免除 Parker 的赌债，并承诺不限制其信贷。 最终，猫王发现了 Parker 的真正意图并试图解雇他。但是，Parker 掌握着大部分财务控制权，他威胁起诉猫王，让猫王赔偿所有剩余财富。结果，猫王被迫继续接受密集的演出日程，放弃全球巡演的梦想。 1977 年，猫王心脏病发离世，原因很可能是巴比妥类处方药物成瘾。根据电影情节，1980 年代涉及猫王遗产的一系列诉讼曝光了 Parker 对猫王的欺诈行径。 Parker 作为猫王经纪人滥用职权的故事，反映了独特的赌场洗钱风险：赌客因绝望而投身欺诈活动，为其赌瘾寻找资金来源。 妙佑医疗国际 (Mayo Clinic) 表示：“赌博成瘾，又称赌博障碍，是指无法自控的持续赌博冲动，尽管赌博已对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此外，妙佑医疗国际还指出：“赌博成瘾的人可能不断追逐导致损失的赌注，最终耗尽储蓄、欠下债务。这类人可能会掩饰赌博行径，甚至开始盗窃或欺诈，以此为赌瘾提供资金。”1 如果赌博成瘾者出于绝望投身欺诈，随着非法资金流入赌场，洗钱风险也会随之而来。根据《美国法典》第 18 篇第 1957 条，使用非法资金本身就有可能构成洗钱犯罪行为。 虽然...

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例如买卖原材料、制造商品、贸易——以及不断增长的商品需求，彻底改变了这些商品的跨境制造和销售方式。在此背景下，全球性、利润高、被发现几率低等特点创造了新的机会，犯罪团伙得以非法交易商品，给消费者带来了很高的风险。 非法货物贸易 全球化、人口增长、社会经济互联互通等因素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不幸的是，它们也为有组织犯罪网络进入合法商品领域（如服装、箱包、药品、汽车零件等）创造了机会。有组织犯罪网络可以购买假货、过期原料或非法制造工艺，把成品引入合法市场和商场，由消费者在不经意间完成购买。 犯罪集团制造和销售各种非法商品，包括消费电子产品、食品、饮料、农产品、化学品和杀虫剂、汽车用品、药品、烟草、家居用品等。这些非法生产商和不合格制造商会对合法企业和政府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构成非法货物贸易的情况举例如下： 抄袭品牌商品: 假货，看起来像真品 购买盗版原料: 使用最接近真品原材料的材料掩饰非法商品来源 非法制造和物流: 改造假货，将其从原材料阶段转入目标市场 向目标市场销售非法商品: 采用营销和销售策略，如产品促销、向目标客户提供折扣 与其他犯罪的联系 假货贸易涉及各种各样的产品。因此，犯罪网络利用已经设定的路线走私毒品、贩卖人口以及实施其他犯罪。此外，其他犯罪所得也会进入非法商品的生产和分销环节。例如，贩毒所得可能用于制造假冒商品，销售非法商品所得利润可能用于实施其他非法活动。有组织犯罪分子还经常互换商品（例如，用毒品换盗版或劣质商品，反之亦然），以抵扣全部或部分货款，结果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减少，非法商品贸易相关风险降低。 非法贸易因素 非法贸易的罪魁祸首是经营依法注册公司的商人，这些公司通过含有未申报商品、虚假申报商品的货物或通过跨境走私运送非法物品。官员腐败、边境千疮百孔，都是促成非法贸易流动的关键因素。经合组织打击非法贸易特别工作组的成员Karl Lallerstedt在《非法资金流动：加纳的假冒、盗版和劣质商品非法贸易》一文中指出，促成非法贸易的因素包括:1 腐败网络: 贸易部门容易孳生腐败，通常很难从贸易部门取得准确、可靠的假冒商品数据。 执法不力: 执法立法缺失，难以在法庭上发现非法贸易、进行抗辩。抽查和零售控制措施也基本无效。 边境管控薄弱: 边境千疮百孔，边境贸易发达，海关内部贪腐盛行，连接管控薄弱，所有这些因素都为非法贸易提供了方便。 本地和国际层面的非法贸易: 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世界各地的非法贸易活动提供金融服务。 贩卖非法商品比其他非法活动（如贩卖毒品、武器等）更赚钱，因为此类活动很难被发现，不法分子将其列为低风险。假冒商品和盗版商品贸易由广泛而复杂的犯罪企业和网络实施。 这也被认为是一种较轻的犯罪，因为相应的刑罚较轻。据《非法资金流动：加纳的假冒、盗版和劣质商品非法贸易》一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资源严重短缺、能力不足的问题，无法有效处理非法商品贸易及其资金流动。2非法商品贸易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有二：一是商业投资组合风险低，这进而降低了被发现的可能性；二是某些商品的高需求会带来巨额利润。 非法做法 非法商品贩运者会采取各种做法，包括： 假冒: 指未经商标所有人同意，在假冒商品上使用商标的过程。 盗版: 指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擅自复制电影、书籍或其他版权作品的行为。 伪造:指推翻主张理论或为错误信息站台的行为。 产品掺假: 指通过添加不当物质制造劣质产品的过程。 逃税: 指故意逃避纳税义务或利用自由贸易区(FTZ) 进行非法商品贸易的行为。 走私: 指正品的非法流动。 交易非法商品的后果 在几乎所有社会里，贩运非法商品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道德和健康后果。以下是交易非法商品的后果： 威胁公共健康和安全:...

随着人们开始正视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影响，可持续发展问题俨然已经成为全球的核心议程，其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超越了盈利议题。公私部门已开始了解与环境犯罪相关的资金流动情况，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时有针对洗钱等金融犯罪以及实际环境犯罪做出的判决见诸报道。 目前备受关注的是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IWT)，据估计年交易额高达 70 亿至 230 亿美元。1 2021 年 12 月，仅两周南非就发现了 24 具犀牛尸体2 ，令人震惊。这明明白白地提醒我们，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依然任重道远。针对这一悲剧，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 (NGO)、执法部门 (LE) 和监管机构纷纷采取措施，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逮捕 12 人、查获 78 只犀牛角，以实际行动表明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决心。 然而，有关机构如何才能建立相关制度，有效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呢？以下将介绍一个简单的五步模型，帮助组织机构行动起来。 开始探讨 2020 年 1 月，皇家基金会的野生动物保护联盟非洲南部分会成立，Investec 主持了启动活动。与会者包括来自其他金融机构的利益相关者、执法机构、参与动植物保护的其他机构以及整个非洲南部非政府组织的动植物保护者。在会议室里，人们激情澎湃，活动引起了强烈反响。 同时，Investec 安排内部员工就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问题与专家进行讨论，起初还担心会议室能不能坐满。结果，座无虚席，多个团队积极参与讨论，活动结束后，他们纷纷表示深受启发，对自己在拯救南非野生动植物工作中的作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些讨论促使与会者开启了一段共同的旅程。如今，两年已经过去，他们建立了一个专门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小组，在日常工作之外，加班加点，热心参与保护南非野生动植物遗产的各项活动中。 重要提示: 永远不要担心人们不感兴趣——结果可能出乎意料，很多人都愿意贡献一己之力，只是不知如何行动而已。 不要把目光局限在金融犯罪、交易监控团队等常规对象身上。参与较少的人往往可以窥木见林，带来全新的视角。 开启旅程前要取得高级管理层的支持。 审查产品和服务 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角度审查产品和服务，尽量“从鸡蛋里挑骨头”。受野生动植物贩卖活动性质的影响，许多非法活动都是与合法商业活动混杂在一起的。例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与普通客户进行的合法交易，但实际上可能是一次混杂交易，您的产品被利用，充当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价值链中的一环。 这些交易也不一定都与金融行业有关。这些犯罪分子已经开始利用交通行业实体进行跨国转移，例如货运和快递公司、清算代理和航运公司。培训员工，提升他们发现可疑活动的能力。例如，如果发现有客户将巧克力（以妨碍机场行李扫描的箔纸包裹）运送到一个以贩卖非法野生动植物而臭名昭著的国家或地区，则应谨慎，尤其是如果该国家或地区的任何超市都可以买到这种巧克力，则更要留意。 人们一般认为金融和交通行业需要挺身而出。但其实很多其他行业也会被卷入其中，间接助长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组织的犯罪火苗，如赌场、律师和专业顾问。为相互通信，或通过移动支付功能转移资金，犯罪分子可能会利用电信公司。 因此，所有公司都应思考：“从偷猎到贩卖、贩运、转运和付款，从事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的犯罪分子可能会以何种方式利用我的产品或服务？”如有可能，务必采取措施，避免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或至少及时发现端倪。 重要提示: 至于如何审查产品和服务，有大量公开来源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 —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于...

三管齐下，打击加密货币欺诈1 ——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比特币、以太坊、狗狗币是最知名的三种加密货币，但在这个价值据称超过 3 万亿美元的市场里，它们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2 犯罪分子也是加密货币的拥趸，利用加密货币进行非法勾当。要应对这一情况，监管机构、执法机构 (LE) 和金融机构 (FI) 必须齐心协力，打击相关犯罪。 不义之财 2021 年，加密货币犯罪规模达 140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比上一年几乎翻了一番，2022 年预计将继续攀升3。2 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有史以来最大加密货币盗窃案——45 亿美元的比特币共谋洗钱案案犯4。 非法利用加密货币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勒索软件: 加密货币具有点对点的特征，使持有者可非常轻松地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转移大笔资金，而政府却无力阻止和拦截，因为任何网络参与者都不可能在其他两个钱包之间创建一个网关以批准或拒绝转账。但事实证明，在中国等国家，使用加密货币转移资金很难，因为这些国家有政策要求把资金留在国内，但这些政策是由货币交易所、银行等传统的金融机构执行的。 Ransomware: 根据美国财政部统计，2021 年上半年，美国的勒索软件受害者向黑客支付了 5.9 亿美元的赎金，超过 2020 年全年数额5。 受害者主要采用比特币支付。美国财政部还发现，全球超过 52 亿美元的比特币付款很可能与勒索软件有关6。 洗钱: 加密货币因其易用性和匿名性而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洗钱工具。清洗非法所得的过程分为三个步骤：处置、离析和融合/提取。 第一步是处置，将非法资金录入合法金融系统。接着，通过各种账户搅乱这笔资金，增加有关当局追踪资金来源的难度，这就是第二步“离析”。在此阶段，加密货币有机会大显身手。洗钱者无需祈祷离岸银行检查不要太认真，而是可以利用加密货币“离析”非法资金7 。实际上，这会形成一个黑匣子，掩盖资金的入口和最终目的地，这就是第三步“融合/提取”。 立法工作仍在迎头赶上 如今，加密货币仍然基本不受监管，目前的监管也是东拼西凑。美国货币监理署、美国国税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都发布了加密货币监管声明，但其声明均未超出各自管辖范围。2022 年 3 月，美国总统拜登颁布了行政命令8，要求相关主体在开发数字资产时负起责任，其中包括部分监管指令，但其实施方式还有待观察。 执法机构的角色 目前，执法机构尚无能为力，无法直接限制犯罪分子将去中心化金融 (DeFi) 服务用于非法勾当。不过，各机构仍可采取一些措施，间接限制去中心化虚拟货币领域的非法活动。 具体如下：去中心化的一个主要设计原则是透明；去中心化并非完全透明，但又内在地具有一定的透明度。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中，少数主体（金融机构本身）拥有大部分信息，且不会与公众共享。这些机构知道并会验证户主的身份，也知晓进出该账户的交易活动。 但在加密货币世界中，记载着每笔交易记录的分类账是公开的。每个人都知道交易的来源和去向。借助集中化交易所（如币安和...

如今，人们对私营部门在打击人口贩卖工作中的作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由于人们对流离失所者和弱势劳动力高度敏感，俄乌战争和新冠疫情使人们对人口贩卖的担忧从后台转向了前台。1 这些因素叠加公众对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 (ESG) 问题（如对基于社会责任的投资）日益浓厚的兴趣，表明人们对人口贩卖打击工作的认知有所提高。2 投资者想了解，企业是否通过尽职调查确保供应链和劳动力不受人口贩卖活动的影响。3 此外，美国的执法重点和民事诉讼趋势开始表明，在影响私营公司的领域，人们更关注人口贩卖问题。4 本文旨在初步探讨人口贩卖法律和政策及其在私营部门的交叉情况，同时强调：公私合作打击人口贩卖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取缔对人的剥削行为，确保最佳商业实践，保护企业，这些目标既可以惠及所有人，也并不互斥。 人口贩卖的定义与美国人口贩卖法 人口贩卖指对人进行剥削，强制其进行劳作、服务或卖淫的行为。5 全世界约有 2,500 万人是人口贩卖活动的受害者，非法所得估计达 1,500 亿美元6。 美国司法部开展的反人口贩卖执法和起诉工作主要出于美国国会于 2000 年颁布的《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法》(TVPA) 之授权。7 TVPA 将构成人口贩卖或为人口贩卖提供方便的罪行定义为刑事犯罪。2000 年以来，《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再授权法》(TVPRA) 对包括强迫劳动和性贩卖法规在内的 TVPA 进行了多次修订和增补。8 在贩运者以外，任何人因从事人口贩卖或强迫劳动的“实体”获得经济利益或收取任何有价物，若其知晓犯罪活动或妄自忽视犯罪活动，就有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9 2003 年，美国国会增加了一项民事诉讼理由，允许人口贩卖受害者在联邦法院起诉贩卖者，要求后者赔偿经济损失10 。2008 年，TVPRA 再授权扩大了潜在人口贩卖民事责任人的范围。11 目前，要向联邦法院发起民事诉讼，原告必须对因参与从事人口贩卖活动的罪恶实体而取得经济补偿或获得任何有价物的犯罪分子或知情受益人提起民事诉讼。12 民事诉讼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多位原告已根据 TVPRA 提起了 450 多起民事诉讼。13 尽管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