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作为一项国际要求,反洗钱/ 反恐融资(AML/CTF) 的标准、范围和监管架构日趋严格。国际反洗钱机构以及各国家或地区纷纷发布或修订相关指导文件和法律法规,鼓励公私合作,共同打击金融犯罪,探索更高效有力的相关机制。在此背景下,中国改变态度,并认为打击金融犯罪现在是政府的职责。本文将介绍2022 年中国在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方面采取的举措。 政府强调反洗钱/ 反恐融资为国家战略 2017 年4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经过审议后,将“完善反洗钱/ 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列为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1 017 年8 月,为推进落实上述任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2,明确指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2022 年1 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11 个部门联合印发三年行动计划。3本次联合行动的核心任务旨在加强《刑法》第191 条规定的、对洗钱行为的惩戒力度,解决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 在2007 年对中国进行的第三轮评估中发现的问题。该轮评估认为,中国不对自洗钱行为4追究刑事责任的做法削弱了其反洗钱/ 反恐融资工作的效果。 第二轮增强跟进报告与技术合规评级 根据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说法,“自2019 年对中国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履约评估报告发布以来,中国已采取多项措施,增强其法律框架。2019 年通过互评估后,中国一直在推动跟进流程建设工作。”5 正如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所述,第二轮增强跟进报告(FUR) 的分析6 反映了“中国在解决互评估报告(MER) 中指出的、涉及建议3、8、16、18、29、35 和38 的技术合规缺陷方面取得的进展。”7 在取得足够进展后,会考虑进行重新评级。预计在第三年年底后通过其互评估报告之后,中国将能妥善解决大部分技术合规缺陷。 重新定义洗钱,修订反洗钱法 为了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弥补现有法律的不足,中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该修正案于2021 年1 月3 日起生效。具体而言,其中明确定义了“自洗钱”罪,并将其归入洗钱罪。这次修订后,《刑法》第191 条和第312 条规定了洗钱上游犯罪的各种形式,自洗钱有可能独立成罪。在实际执法工作中,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明确要求,加大惩治洗钱犯罪的力度,切实转变过去“重上游犯罪,轻洗钱犯罪”的做法9;同时审查处理上游犯罪是否怀疑涉及金融犯罪。 在预防洗钱方面,中国正在修订《反洗钱法》。修订后的《反洗钱法》扩大了对“反洗钱”的定义范围。原《反洗钱法》主要针对七类上游犯罪(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妨害财务管理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新修正案将把洗钱的定义扩展到这七种犯罪活动之外。此次修订还增加了与特定非金融行业相关的条款,作为对第四轮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互评估报告的回应。 加强对金融犯罪的执法力度 五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向侦查监管机构移送电信诈骗、网络赌博、非法集资、地下钱庄、贪污、毒品、黑帮等犯罪活动线索2.4 万条,协助破获涉嫌洗钱和相关犯罪的案件3,000 余起。10 2021 年,中国起诉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4.3...

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例如买卖原材料、制造商品、贸易——以及不断增长的商品需求,彻底改变了这些商品的跨境制造和销售方式。在此背景下,全球性、利润高、被发现几率低等特点创造了新的机会,犯罪团伙得以非法交易商品,给消费者带来了很高的风险。 非法货物贸易 全球化、人口增长、社会经济互联互通等因素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不幸的是,它们也为有组织犯罪网络进入合法商品领域(如服装、箱包、药品、汽车零件等)创造了机会。有组织犯罪网络可以购买假货、过期原料或非法制造工艺,把成品引入合法市场和商场,由消费者在不经意间完成购买。 犯罪集团制造和销售各种非法商品,包括消费电子产品、食品、饮料、农产品、化学品和杀虫剂、汽车用品、药品、烟草、家居用品等。这些非法生产商和不合格制造商会对合法企业和政府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构成非法货物贸易的情况举例如下: 抄袭品牌商品: 假货,看起来像真品 购买盗版原料: 使用最接近真品原材料的材料掩饰非法商品来源 非法制造和物流: 改造假货,将其从原材料阶段转入目标市场 向目标市场销售非法商品: 采用营销和销售策略,如产品促销、向目标客户提供折扣 与其他犯罪的联系 假货贸易涉及各种各样的产品。因此,犯罪网络利用已经设定的路线走私毒品、贩卖人口以及实施其他犯罪。此外,其他犯罪所得也会进入非法商品的生产和分销环节。例如,贩毒所得可能用于制造假冒商品,销售非法商品所得利润可能用于实施其他非法活动。有组织犯罪分子还经常互换商品(例如,用毒品换盗版或劣质商品,反之亦然),以抵扣全部或部分货款,结果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减少,非法商品贸易相关风险降低。 非法贸易因素 非法贸易的罪魁祸首是经营依法注册公司的商人,这些公司通过含有未申报商品、虚假申报商品的货物或通过跨境走私运送非法物品。官员腐败、边境千疮百孔,都是促成非法贸易流动的关键因素。经合组织打击非法贸易特别工作组的成员Karl Lallerstedt在《非法资金流动:加纳的假冒、盗版和劣质商品非法贸易》一文中指出,促成非法贸易的因素包括:1 腐败网络: 贸易部门容易孳生腐败,通常很难从贸易部门取得准确、可靠的假冒商品数据。 执法不力: 执法立法缺失,难以在法庭上发现非法贸易、进行抗辩。抽查和零售控制措施也基本无效。 边境管控薄弱: 边境千疮百孔,边境贸易发达,海关内部贪腐盛行,连接管控薄弱,所有这些因素都为非法贸易提供了方便。 本地和国际层面的非法贸易: 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世界各地的非法贸易活动提供金融服务。 贩卖非法商品比其他非法活动(如贩卖毒品、武器等)更赚钱,因为此类活动很难被发现,不法分子将其列为低风险。假冒商品和盗版商品贸易由广泛而复杂的犯罪企业和网络实施。 这也被认为是一种较轻的犯罪,因为相应的刑罚较轻。据《非法资金流动:加纳的假冒、盗版和劣质商品非法贸易》一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资源严重短缺、能力不足的问题,无法有效处理非法商品贸易及其资金流动。2非法商品贸易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有二:一是商业投资组合风险低,这进而降低了被发现的可能性;二是某些商品的高需求会带来巨额利润。 非法做法 非法商品贩运者会采取各种做法,包括: 假冒: 指未经商标所有人同意,在假冒商品上使用商标的过程。 盗版: 指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擅自复制电影、书籍或其他版权作品的行为。 伪造:指推翻主张理论或为错误信息站台的行为。 产品掺假: 指通过添加不当物质制造劣质产品的过程。 逃税: 指故意逃避纳税义务或利用自由贸易区(FTZ) 进行非法商品贸易的行为。 走私: 指正品的非法流动。 交易非法商品的后果 在几乎所有社会里,贩运非法商品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道德和健康后果。以下是交易非法商品的后果: 威胁公共健康和安全:...

随着人们开始正视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影响,可持续发展问题俨然已经成为全球的核心议程,其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超越了盈利议题。公私部门已开始了解与环境犯罪相关的资金流动情况,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时有针对洗钱等金融犯罪以及实际环境犯罪做出的判决见诸报道。 目前备受关注的是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IWT),据估计年交易额高达 70 亿至 230 亿美元。1 2021 年 12 月,仅两周南非就发现了 24 具犀牛尸体2 ,令人震惊。这明明白白地提醒我们,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依然任重道远。针对这一悲剧,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 (NGO)、执法部门 (LE) 和监管机构纷纷采取措施,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逮捕 12 人、查获 78 只犀牛角,以实际行动表明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决心。 然而,有关机构如何才能建立相关制度,有效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呢?以下将介绍一个简单的五步模型,帮助组织机构行动起来。 开始探讨 2020 年 1 月,皇家基金会的野生动物保护联盟非洲南部分会成立,Investec 主持了启动活动。与会者包括来自其他金融机构的利益相关者、执法机构、参与动植物保护的其他机构以及整个非洲南部非政府组织的动植物保护者。在会议室里,人们激情澎湃,活动引起了强烈反响。 同时,Investec 安排内部员工就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问题与专家进行讨论,起初还担心会议室能不能坐满。结果,座无虚席,多个团队积极参与讨论,活动结束后,他们纷纷表示深受启发,对自己在拯救南非野生动植物工作中的作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些讨论促使与会者开启了一段共同的旅程。如今,两年已经过去,他们建立了一个专门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小组,在日常工作之外,加班加点,热心参与保护南非野生动植物遗产的各项活动中。 重要提示: 永远不要担心人们不感兴趣——结果可能出乎意料,很多人都愿意贡献一己之力,只是不知如何行动而已。 不要把目光局限在金融犯罪、交易监控团队等常规对象身上。参与较少的人往往可以窥木见林,带来全新的视角。 开启旅程前要取得高级管理层的支持。 审查产品和服务 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角度审查产品和服务,尽量“从鸡蛋里挑骨头”。受野生动植物贩卖活动性质的影响,许多非法活动都是与合法商业活动混杂在一起的。例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与普通客户进行的合法交易,但实际上可能是一次混杂交易,您的产品被利用,充当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价值链中的一环。 这些交易也不一定都与金融行业有关。这些犯罪分子已经开始利用交通行业实体进行跨国转移,例如货运和快递公司、清算代理和航运公司。培训员工,提升他们发现可疑活动的能力。例如,如果发现有客户将巧克力(以妨碍机场行李扫描的箔纸包裹)运送到一个以贩卖非法野生动植物而臭名昭著的国家或地区,则应谨慎,尤其是如果该国家或地区的任何超市都可以买到这种巧克力,则更要留意。 人们一般认为金融和交通行业需要挺身而出。但其实很多其他行业也会被卷入其中,间接助长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组织的犯罪火苗,如赌场、律师和专业顾问。为相互通信,或通过移动支付功能转移资金,犯罪分子可能会利用电信公司。 因此,所有公司都应思考:“从偷猎到贩卖、贩运、转运和付款,从事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的犯罪分子可能会以何种方式利用我的产品或服务?”如有可能,务必采取措施,避免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或至少及时发现端倪。 重要提示: 至于如何审查产品和服务,有大量公开来源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 —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于...
A Three-pronged Approach to Fighting Crypto Fraud

三管齐下,打击加密货币欺诈1 ——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比特币、以太坊、狗狗币是最知名的三种加密货币,但在这个价值据称超过 3 万亿美元的市场里,它们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2 犯罪分子也是加密货币的拥趸,利用加密货币进行非法勾当。要应对这一情况,监管机构、执法机构 (LE) 和金融机构 (FI) 必须齐心协力,打击相关犯罪。 不义之财 2021 年,加密货币犯罪规模达 140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比上一年几乎翻了一番,2022 年预计将继续攀升3。2 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有史以来最大加密货币盗窃案——45 亿美元的比特币共谋洗钱案案犯4。 非法利用加密货币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勒索软件: 加密货币具有点对点的特征,使持有者可非常轻松地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转移大笔资金,而政府却无力阻止和拦截,因为任何网络参与者都不可能在其他两个钱包之间创建一个网关以批准或拒绝转账。但事实证明,在中国等国家,使用加密货币转移资金很难,因为这些国家有政策要求把资金留在国内,但这些政策是由货币交易所、银行等传统的金融机构执行的。 Ransomware: 根据美国财政部统计,2021 年上半年,美国的勒索软件受害者向黑客支付了 5.9 亿美元的赎金,超过 2020 年全年数额5。 受害者主要采用比特币支付。美国财政部还发现,全球超过 52 亿美元的比特币付款很可能与勒索软件有关6。 洗钱: 加密货币因其易用性和匿名性而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洗钱工具。清洗非法所得的过程分为三个步骤:处置、离析和融合/提取。 第一步是处置,将非法资金录入合法金融系统。接着,通过各种账户搅乱这笔资金,增加有关当局追踪资金来源的难度,这就是第二步“离析”。在此阶段,加密货币有机会大显身手。洗钱者无需祈祷离岸银行检查不要太认真,而是可以利用加密货币“离析”非法资金7 。实际上,这会形成一个黑匣子,掩盖资金的入口和最终目的地,这就是第三步“融合/提取”。 立法工作仍在迎头赶上 如今,加密货币仍然基本不受监管,目前的监管也是东拼西凑。美国货币监理署、美国国税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都发布了加密货币监管声明,但其声明均未超出各自管辖范围。2022 年 3 月,美国总统拜登颁布了行政命令8,要求相关主体在开发数字资产时负起责任,其中包括部分监管指令,但其实施方式还有待观察。 执法机构的角色 目前,执法机构尚无能为力,无法直接限制犯罪分子将去中心化金融 (DeFi) 服务用于非法勾当。不过,各机构仍可采取一些措施,间接限制去中心化虚拟货币领域的非法活动。 具体如下:去中心化的一个主要设计原则是透明;去中心化并非完全透明,但又内在地具有一定的透明度。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中,少数主体(金融机构本身)拥有大部分信息,且不会与公众共享。这些机构知道并会验证户主的身份,也知晓进出该账户的交易活动。 但在加密货币世界中,记载着每笔交易记录的分类账是公开的。每个人都知道交易的来源和去向。借助集中化交易所(如币安和...
Increased focus on Human Trafficking Calls for More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如今,人们对私营部门在打击人口贩卖工作中的作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由于人们对流离失所者和弱势劳动力高度敏感,俄乌战争和新冠疫情使人们对人口贩卖的担忧从后台转向了前台。1 这些因素叠加公众对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 (ESG) 问题(如对基于社会责任的投资)日益浓厚的兴趣,表明人们对人口贩卖打击工作的认知有所提高。2 投资者想了解,企业是否通过尽职调查确保供应链和劳动力不受人口贩卖活动的影响。3 此外,美国的执法重点和民事诉讼趋势开始表明,在影响私营公司的领域,人们更关注人口贩卖问题。4 本文旨在初步探讨人口贩卖法律和政策及其在私营部门的交叉情况,同时强调:公私合作打击人口贩卖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取缔对人的剥削行为,确保最佳商业实践,保护企业,这些目标既可以惠及所有人,也并不互斥。 人口贩卖的定义与美国人口贩卖法 人口贩卖指对人进行剥削,强制其进行劳作、服务或卖淫的行为。5 全世界约有 2,500 万人是人口贩卖活动的受害者,非法所得估计达 1,500 亿美元6。 美国司法部开展的反人口贩卖执法和起诉工作主要出于美国国会于 2000 年颁布的《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法》(TVPA) 之授权。7 TVPA 将构成人口贩卖或为人口贩卖提供方便的罪行定义为刑事犯罪。2000 年以来,《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再授权法》(TVPRA) 对包括强迫劳动和性贩卖法规在内的 TVPA 进行了多次修订和增补。8 在贩运者以外,任何人因从事人口贩卖或强迫劳动的“实体”获得经济利益或收取任何有价物,若其知晓犯罪活动或妄自忽视犯罪活动,就有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9 2003 年,美国国会增加了一项民事诉讼理由,允许人口贩卖受害者在联邦法院起诉贩卖者,要求后者赔偿经济损失10 。2008 年,TVPRA 再授权扩大了潜在人口贩卖民事责任人的范围。11 目前,要向联邦法院发起民事诉讼,原告必须对因参与从事人口贩卖活动的罪恶实体而取得经济补偿或获得任何有价物的犯罪分子或知情受益人提起民事诉讼。12 民事诉讼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多位原告已根据 TVPRA 提起了 450 多起民事诉讼。13 尽管 2020...
Ponzi Scheme: A Never-ending Global Battle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受经济状况不确定性的影响,各种骗局层出不穷。多年以来,经济困难人士一直都是大大小小骗局的受害者。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欺诈和金融犯罪普遍存在,且形式多样。其中一种就是庞氏骗局。庞氏骗局源自 Charles Ponzi,他在 1920 年使用了一种被称为“信任欺诈”(confidence trick) 的骗术。他向投资者保证,购买某外国邮政票券后,其投资会在 90 天内翻一番。开始时,投资似乎很成功,因为最初的一批“投资者”的确在规定时间内拿到了Ponzi所承诺的回报。后来,“投资者”大量跟进,纷纷将资金投入 Ponzi 的“赚钱计划”,他的负债随之呈指数级增长。将每个人的资金翻倍使他的债务大幅增长,因为他欠的钱越来越多。虽然对 Ponzi 来说,只要投资者不立即要求撤资,这并不重要。然而,当他破产的消息传出时,所有“投资者”都惊慌失措,纷纷要求撤资。结果,他根本无力一次偿还所有债务。对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并永远不要随波逐流,盲目投资。时至今日,这个 100 年前的骗局仍继续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为什么不断有人成为庞氏骗局的受害者? 数十年以来,庞氏骗局饱受诟病,却屡禁不止。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不断有人成为这类骗术的受害者?简单来说,是因为每个人都想轻松赚钱。人们总想找捷径,但使人们沦为受害者的原因并非总是贪婪。庞氏骗局以投资为伪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很好的投资机会。这类骗局利用金融系统,从不知情的投资者那里诈骗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开始时,骗子会向“投资者”承诺高回报,让他们看到这项投资有利可图,并以此吸引新的“投资者”。然后,骗子会用新“投资者”的钱向早期“投资者”支付回报,如此循环往复。庞氏骗局需要有新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因为它无法通过销售产品或服务来赚钱。无论是骗子公司还是投资都不会带来真正的利润——资金只是经过了重新分配,骗子却声称投资可获得可观的回报。只要不断有新的投资者加入,就会看似一切顺利。因此,该骗局最终会因无增量投资者而崩塌。 世界历史上备受瞩目的庞氏骗局 过去十年,为欺骗投资者,庞氏骗局犯罪分子设计了更加复杂的骗局。纳斯达克前董事长 Bernie Madoff 经营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庞氏骗局,价值约 648 亿美元。据说在 Bernie Madoff 之后,最臭名昭著的是 Allen Stanford,他因组织一场规模达 80 亿美元的庞氏骗局而被定罪。他们共同剥削了成千上万个向他们投资的个人和企业。尽管 Madoff 和 Stanford 谋划了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两场庞氏骗局,但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利用无辜投资者的人。最近曝光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此类庞氏骗局只是冰山一角。庞氏骗局,无论是从一开始就设计为骗局,还是经过多年合法运作后变成骗局,无疑严重影响了全球众多无辜投资者的生活。 庞氏骗局的危险信号 庞氏骗局都有几个共同特点。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危险信号。 个人投资者需要注意的危险信号: 高收益必定伴随着高风险。应谨慎看待承诺高回报率或“保证”回报的投资机会。 投资价值往往会随时间而波动。不受市场状况影响的定期正回报是值得怀疑的。 骗子通常会向投资者承诺高额回报,由此阻止他们撤资。 骗子会向投资者施压,要求他们快速决策,还有可能建议不要将投资事宜告诉亲友。 骗子会利用技术术语,投资者在要求查看必要文件或手续时会遭遇阻碍。 就如何为投资者带来回报而言,此类骗局的商业模式非常复杂,普通人难以理解。 庞氏骗局通常会以高额佣金雇佣能说会道的“销售人员”。...
DeFi Compliance: A Galaxy Not Far Away

作为一种如互联网一样快速的去中心化、无需许可的跨境价值转移方式,加密货币力量强大,前景光明,有利于构建一个更民主、更完善的金融体系。去中心化金融继承了加密货币的前景,并有所发展,意图建立一条完整的链上华尔街——一个数字金融服务行业。然而,对于完全去中心化的生态系统,应该怎样开展合规建设工作呢? 实际上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是否需要建立反洗钱合规制度?其次,已经受监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传统金融机构等实体如何才能安全地参与去中心化金融? 去中心化金融这个说法不禁让人想起《星球大战》中的形象,多个独立行星纷纷建立脱离帝国的金融服务体系。本文将前往并不遥远的新世界,寻找答案。 何为去中心化金融? 在去中心化金融语境下,用户通常用智能合约进行交易。正如 IBM 解释的那样,“智能合约不过是存储在区块链上的程序,在满足预设条件时运行。它们通常用于自动执行协议,使所有参与者都能即刻确定结果,无需任何中间人的参与,也不存在时间损失。它们还可以对工作流程进行自动化,在满足条件时触发下一个操作 。” 1 在智能合约中,用户根据编码到应用程序的一组规则直接相互交流。因此,如果满足条件 A(如拖欠贷款),则条件 B 生效(如借方抵押物被转给贷方)。这些智能合约是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 (DApp),用途多样,包括欠抵押贷款、游戏、博彩等。去中心化金融只是去中心化应用程序的一个用例,把金融服务带入了加密货币领域。 在去中心化金融场景下,用户可以享有大多数银行服务,如赚取利息、购买保险、交易衍生品、交易资产、借款、贷款等,但无需经过相关手续,也不需要第三方的参与。与加密货币一样,去中心化金融具有全球化、点对点(指直接在两个人之间进行交易,不通过中心化系统)、匿名、面向所有人开放的特点。 通过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或协议构建软件程序,用于提供金融服务。项目早期,许多去中心化金融协议具有其他加密货币业务——营销、业务开发、工程师、数据科学家、投资人和律师——的特征,在架构上经过特别设计,最终由一群用户管理,这些用户的管理权则源于持有去中心化金融项目的代币。 其工作原理到底是什么?就像传统金融一样,去中心化金融服务需要流动性。但在去中心化金融中,流动性不是来自机构,而是由用户创建流动性池,即锁定在智能合约中的众筹加密货币池或代币池,智能合约则为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 中的资产间交易提供便利。许多去中心化金融平台采用自动做市商 (AMM) 制度,允许通过流动性池进行数字资产的自动和无许可交易。 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是否受监管? 出于反洗钱合规目的,是否需要监管去中心化金融项目?答案是有可能。在美国,美国财政部麾下金融犯罪执法网络负责实施《银行保密法》2,这是美国的主要反洗钱法。该法要求,所有货币服务企业(提供资金转账服务或从事资金转账业务的个人或实体,如“货币服务提供商”)实施和维持现代版的风险为本反洗钱制度。在 2019 年的一份指南中,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明确表示,许多加密货币服务企业都是货币服务企业。根据美国联邦当局的定义,以任何方式接受货币、资金或其他“货币替代价值”并将其从一人转至另一人或地点的人都属于“货币服务提供商”3 。根据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说法,虚拟货币“具有与货币等值的价值,或充当真实货币的替代品4。”因货币服务提供商是货币服务企业的一种,所以要求加密货币交易所、经纪人、保管人、ATM 和大量其他实体建立反洗钱合规制度。此等要求包括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登记造册、维持书面政策和程序、提交可疑活动报告、利用区块链情报解决方案监控交易、筛查钱包、降低欺诈和金融犯罪风险等。 美国的问题是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是否属于货币服务企业,并因此需要实施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合规控制。尽管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和全球监管机构迄今对去中心化金融大多保持沉默,但在 2021 年 10 月的指南中可以找到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的声音。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是由 39 个成员国组成的工作组,是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工作的标准制定机构。联合国“全球反洗钱计划” 5 最近发布指导意见,首次提出要解决去中心化金融领域的监管复杂性问题。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用“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VASP) 来指代加密货币服务企业,如被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当作货币服务企业进行监管的那些企业。工作组解释称,部分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有可能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因而负有合规责任。具体来说,根据指南,智能合约或软件程序不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然而,有的去中心化金融项目只是使用了“去中心化金融”或“去中心化”的说法,实际上是中心化的。因此,可以像其他加密货币服务企业一样对这些项目进行监管。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开发了一个功能性的“所有者 / 运营者”测试,用于确定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是否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该测试认为,可以将“维持控制或影响的……创建者、所有者和运营商”视为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即使项目表面上看起来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6 。根据新的“所有者 / 运营者”测试,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认为,控制标志包括对项目施加控制或与用户保持持续性的关系。 专业人士需要问自己,其项目是否符合以下“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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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服务中,手机银行走到了客户互动的前沿,随之而来的金融服务数字化和移动化速度十分迅速。正如 L.J. Harkin 和 D. Kuss 在 2021 年发表的研究论文《“智能手机是我自己的延伸”:对智能手机使用影响的整体定性研究》1 中所探讨的那样,“结果显示,智能手机与用户的生活相互交织,形成了‘自我的延伸’。” 此外,一项代表美国银行家协会进行的调查注意到,“现在,消费者通过手机应用开展银行业务的频率高于任何其他方法。”2 新冠疫情期间,在数字渠道的使用频率方面,手机应用从 33% 增至 44%,网站从 24% 增至 26%。另一方面,分行业务则从 21% 降至 10%3。可以肯定地说,这两种范式相互叠加,很可能会巩固并增加手机银行的使用。 不断变化的金融服务领域 在反洗钱工作和风险管理方面,金融服务行业主要通过工作流程自动化和其他方式,打破反洗钱合规、了解您的客户 (KYC) 开户和更新、交易筛查和监控等领域的条块分割,提高效率。Jim Marous 在其发表于《The Financial Brand》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2021 年“有 6 成接受调查的机构表示,数字化转型工作仅得到部分落实,不到 5 成表示相关工作已初见成效。” 4 这篇文章列出 2022 年的六大趋势,以下三个趋势似乎对洗钱风险管理转型的影响最为直接: 数据和人工智能将使机构分化成“赢家”和“输家”。 重点将转向移动优先客户。 后台流程将通过引入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彻底改造。5 洗钱风险管理转型 推动移动技术领域转型的是两个截然不同但相互关联的范式转变。一是将智能手机视为自我延伸的理念。二是全球疫情对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的影响。现在,基于智能设备的全时连接定义着社会的运作方式。 与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相比,洗钱风险管理必须同步快速转型。Marous 在...
• Sustainability: Converging AML and ESG

在企业界,有关可持续性的讨论持续发酵,反洗钱 (AML) 专业人士立足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 (ESG) 目标,重新评估日常责任已是势在必行;唯有如此,专业人士才能融入这场蓬勃发展的运动,实现进一步发展 “在失败的社会里,企业不可能取得成功。”——Paul Polman 将可持续性思维融入业务过程,人们用多种方式表达过这一理念,但没人能像Unilever前首席执行官Paul Polman 表述得那样言简意赅——他说:“在失败的社会里,企业不可能取得成功。1 寥寥数语,一针见血,成功概括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股东责任,并将二者融合起来,作为采取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本理由。而在过去,有人会认为社会责任与股东责任未必能始终和谐一致。此外,Polman还就可持续性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亦曾在多次演讲中谈及这一话题;在他的推动下,可持续发展的行业意义得到了扩展,包括他论及的不平等、种族间紧张关系等概念。最后,当然也是本文论点不可或缺的一点:Polman认为,缺乏领导是阻碍有效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有鉴于此,他呼吁企业领导——即使没有政府引领,也应敢于担当、积极作为。2 可持续发展问题千头万绪,寻求解决方案更是如此,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贡献。本文将探讨并阐释反洗钱专业人士贡献的必要性,因为反洗钱工作本身就具有可持续性意义。 什么是 ESG? 首先,应对“可持续性”一词进行定义,这对本次讨论至关重要。虽然在本文中略有变化,但可以认为,“可持续性”指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3 而 ESG 有时虽可与“可持续性”互换使用,但其侧重点是建立一套框架,确保在三大方面取得切实成效,杜绝危及子孙后代利益之事。 通常,ESG 涉及的各个领域划分如下: E(Environmental 环境): 能源效率、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放、森林和水生物保护、化学品使用等。 S(Social 社会责任): 考虑因素包括员工流动率、工人权利、员工待遇、员工是否有体面的工资、国家或地区/公司尊重人权情况、性别多样性、工人健康与安全、公司对社会的影响等。 G(Governance 公司治理): 腐败、公司管理、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领导、诉讼风险、风险管理、历史冲突以及公司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等。研究表明,强大的环境与社会标准源于良好的治理结构,因而公司治理至关重要。 4 可持续性能够衡量吗? 从 ESG 角度评估可持续性甚至衡量其进度,其实践做法在不断发展。然而,迄今为止,这方面的主要指导方针一直都是联合国 2015 年通过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5 这些目标是在联合国 2000 年通过实施、2015 年结束实施的 8 个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
Preventing Burnout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职业倦怠并非后疫情时代初期涌现的新词,而是自办公场所采用小隔间布局以来,一直流行于企业界。2020 年,远程办公引发心理健康意识革命,职业倦怠现象随之屡见不鲜。 2020 年,远程办工人数从 470 万增至约 7,500 万1。显然,远程办公并未导致职业倦怠率升高。对很多人而言,在家办公既有助于职业发展,也有利于提升个人幸福指数,还可提高工作效率。疫情、大量患者死亡、无法自由行动,以及与亲朋好友分离等因素为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外,还有大规模失业、经济衰退、儿童保育和校内教学力量不足、工作量增加等问题,让心理健康专家和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纷纷大声疾呼。2020 年 3 月,在家办公成为日常,“78% 的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和抗失眠药均为新开药(而非续药),”疫情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2。 2020 年 3 月封锁后,工作日平均延长了 48.5 分钟3。不用通勤,工作空间与个人空间的物理隔阂消除,导致加班变得稀松平常。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称,2020 年 12 月,42% 的受访者出现了焦虑和抑郁症状;而在 2019 年,此项指标仅为 11%4。疫情尚未结束,且其影响必将旷日持久。职业倦怠对人们工作和职业的威胁越来越大。本文旨在讨论如何发现、预防和处理自身的职业倦怠问题。 何为职业倦怠? 关于何为职业倦怠,人们看法不一,但并非所有人都将其视为一种精神障碍5。1974 年,心理学家 Herbert Freudenberger 为“职业倦怠”一词赋予了现代定义。当时,他在纽约市一家免费诊所观察处于高压环境下的工人6。过去 10 年里,职业倦怠发展出了简明(若非“科学”)的定义。妙佑医疗国际 (Mayo Clinic) 将职业倦怠定义为“一种身心疲惫的状态,伴随成就感下降和个人认同丧失7。”职业倦怠不是简单的精疲力竭,而是未获释放的长期压力的产物。职业倦怠最常见的特征是疲劳、烦躁、对人不耐烦,感觉对工作和生活失去了掌控,觉得工作与生活皆无意义,对生活表现冷漠、悲观。 Freudenberger 在研究中提出了“职业倦怠阶段模型”,以其描述职业倦怠的“时序发展”,具体如下8: 强迫自己证明自身(野心过大) 格外努力工作 忽视自己的需求 转移冲突和需求 没有时间满足与工作无关的需求 越来越多地否认存在问题,思维/行为灵活度下降 退缩、缺乏方向、愤世嫉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