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venting Burnout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職業倦怠並非後疫情時代初期湧現的新詞,而是自辦公場所的布置採用小隔間以來,企業界的流行語。2020 年,遠距辦公引發心理健康意識革命,職業倦怠現象更是屢見不鮮。 2020 年,遠距辦公人數從 470 萬增至約 7,500 萬1。顯然,遠距辦公並未導致職業倦怠率升高。對很多人而言,在家辦公既有助於職業發展,也有利於提升個人幸福指數,還可提高工作效率。疫情、大規模的死亡人數、無法自由行動,以及與親朋好友隔離等因素為人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此外,還有大量失業人潮、經濟衰退、幼兒無人照顧、無法返校上學、工作量增加等問題,讓心理健康專家和人力資源專業人士不停提醒大家關注。2020 年 3 月,在家辦公成為日常,「78% 的抗憂鬱藥、抗焦慮藥和抗失眠藥都是新開處方箋(相較於續配處方箋)」,疫情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2。 2020 年 3 月封城後,工作日平均延長了 48.5 分鐘3。不用通勤,工作與個人空間的實體區隔消失,導致加班變得稀鬆平常。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稱,2020 年 12 月,42% 的受訪者出現了焦慮和憂鬱症狀;在 2019 年,此項指標僅為 11%4。疫情尚未結束,且其影響必將曠日持久。職業倦怠對人們工作和職涯的威脅越來越大。本文旨在討論如何發現和預防職業倦怠,以及在職業倦怠悄然上身時如何處理。 何為職業倦怠? 關於何為職業倦怠,人們看法不一,但並非所有人都將其視為一種精神障礙5 。1974 年,心理學家 Herbert Freudenberger 為「職業倦怠」一詞賦予了現代定義。當時,他在紐約市一家免費診所觀察處於高壓環境下的工人6。過去 10 年裡,職業倦怠發展出簡明(如果不是「科學上」)的定義。梅奧診所 (Mayo Clinic) 將職業倦怠定義為「一種身心疲憊的狀態,伴隨成就感下降和個人認同喪失7。」職業倦怠不是單純的精疲力竭,而是長期壓力未獲釋放的產物。職業倦怠最常見的特徵是疲勞、煩躁、對人不耐煩,感覺對工作和生活失去掌控、失去目標,對生活表現冷漠、悲觀。 Freudenberger 在研究中提出了「職業倦怠階段模型」,以其描述職業倦怠的「時序發展」,具體如下8: 強迫自我證明(野心過大) 格外努力工作 忽視自己的需求 轉移衝突和需求 沒有時間滿足與工作無關的需求 越來越拒絕承認問題,思維...
Combating Illegal Wildlife Trade: Turning Predators Into Prey

全球野生動植物種面臨氣候變遷、森林砍伐、污染等多種因素的嚴重威脅,而消費者對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的需求,更使許多物種加速走向滅絕。有時候,人們會忽略另一項威脅: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產生的收益,常常與逍遙法外的犯罪集團相關;此外,自2002 年以來,至少有四種人畜共通傳染疾病(包括新冠肺炎)可能與野生動植物貿易有關1。因此,野生動植物販運活動可能威脅生物多樣性、助長貪腐、增加人畜共通疾病的傳染風險,甚至造成疫情2。 美國不僅未能倖免於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問題,更是野生動植物販運以及資助此項犯罪活動的來源和目的地。據估計,美國境內圈養老虎的數量,比全球野生老虎的總數還要多3。美國境內大多數老虎均歸私人所有,很難確定哪些老虎是透過非法供應鏈購得的,哪些老虎又會被送往非法供應鏈中。 野生動植物貿易對防制洗錢專業人士的重要意義 據估計,野生動植物販運活動每年產生的犯罪所得高達數十億美元4。從商業角度來看,野生動植物販運為犯罪集團提供了一種盈利手段,讓他們的投資組合更加多元化,成為小眾服務供應商,或是有機會瞄準高收益投資。相較於在美國境內或借助美國管道洗白的詐欺、販毒、人口販賣、政府貪腐等犯罪所得,來自於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的犯罪所得總額較少5;儘管如此,美國政府仍高度關注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 為遏制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採取了許多措施,包括 1975 年生效的多邊協議《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該協議為 38,000 多種動植物建立了國際貿易監管法律框架和程序6。然而,相關法律法規(若已制定)並未持續有效地落實,形成了不法分子可以輕鬆利用的漏洞。7此外,在野生動植物貿易的供應鏈各個階段,都脫離不了盤根錯節的貪腐行為,妨礙各國打擊非法貿易的努力8。最後,與其他嚴重犯罪不同,許多政府未將追蹤野生動植物販運財務足跡或系統性拓展活動列為優先事項,難以向金融機構和指定之非金融事業和專業人員 (DNFBP) 提供相關活動態樣、風險指標等資訊。因此,此類有害犯罪發生在許多私營機構的盲點區,尤其是為特定客戶類型、領域和地理位置進行金融交易的企業。 數十年來,野生動植物販運活動一直都是金融系統的非法威脅因素。近年,公共、私營和非營利部門已開始集中精力,提升相關人員的意識,著力研究其與洗錢之間的關係9。隨著政府將相關承諾轉化為行動,美國的防制洗錢專業人士可以透過瞭解以下幾方面做好準備:a) 野生動植物販運者濫用金融系統的方式;b) 美國政府在國內如何打擊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的非法融資活動;c) 如何降低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的相關風險。 野生動植物販運者對金融系統的濫用 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的態樣可能類似毒品、木材等其他貨物的販運模式。如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 (FATF) 野生動植物販運報告所載,非法所得洗錢活動發生在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供應鏈的各個階段,涵蓋來源國、過境國和目的地國家。10此外,在洗錢過程中資金有可能被轉移至商品供應鏈以外的第三國,以掩蓋資金來源。犯罪集團通常會利用掩護公司和空殼公司,隱瞞付款並清洗非法活動所得,包括在防制洗錢監管和監督制度薄弱的金融中心進行洗錢活動。由於犯罪集團領導層經常位於目的地國家或其周邊國家,「追蹤資金線索」可以有效地發現廣泛網絡和個人之間的聯繫。 在目的地國家或地區,走私的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可能透過多種管道出售,包括古董店、異國風味食品市場、珠寶商、寵物店、餐館、零售店、紀念品店、傳統藥物供應商、線上平臺、電商等。對於每個類別,根據非法貿易的文化、經濟和社會動機的不同,將涉及各式各樣的過境路線、貿易商背景、消費者身分。因此,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風險指標和態樣需要充分考慮犯罪活動的多面性,不能採取一體適用的方法。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報告提供了更多細節,包括案例分析和風險指標,可供金融機構參考以加深對其風險敞口的認識11。 例如,美國當局已經開始監控有照以及無照經營的寵物業務和私人動物園,打擊非法老虎交易。老虎售價從成年虎的 2,000 美元到小白虎的 30,000 美元不等,「經由偽造其他費用收據及利用當地貨幣或價值轉移服務儲存金錢(如透過合夥公司、動物園同事等名義)……」協助完成此等銷售12。 雖然這只是初步分析,尚需進一步深入研究,但這為防制洗錢專業人士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可藉以窺見美國的可疑活動以及值得特別關注的異常情況。相關機構可以進行監控,關注寵物供應商和動物園所從事不符合其客戶性質和特徵的重大交易。此外,還要注意不符合寵物業務及相關領域合法經營範圍的第三方轉帳活動。最後,要考慮參與交易的動物園是否獲得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 (AZA) 的認證。因為經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認證的動物園會受到監控且須遵循該協會的標準,此等額外審查機制可能增加不法分子濫用這些機構的難度。 美國政府如何在國內打擊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的非法融資 雖然在利用執法機關打擊野生動植物販運融資方面,美國處於國際領先地位,但仍無法消弭這種犯罪行為。正如美國魚類與野生動植物管理局 (USFWS) 在 2020 財務年度預算中所承認,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合法和非法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市場之一13。」 2019 年至 2021 年間,在數十起野生動植物販運案件中,美國法院對眾多被告進行了指控和定罪。在美國最近幾起受關注的海龜保護案件中,受保護海龜被運往或來自東亞。在東亞地區,北美海龜被視為稀有寵物、可食肉類或傳統醫藥成分。在 2021 年的一起案件中,一名中國公民從馬來西亞被引渡到美國,因涉及走私價值 220 萬美元的 1,500 隻受保護海龜,被判洗錢罪成立14。最近的其他案件涉及走私者利用美墨邊境的現有供應鏈,協助運送非法野生動植物產品和野生動植物。在許多情況下,野生動植物販運者會以合法企業為幌子(包括利用線上平臺銷售),銷售非法產品並將銷售所得與合法所得混在一起。...
Maintaining an Effective AML Audit Function

鏈條的堅固程度取決於其最薄弱的環節(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這是一句常見的諺語。換言之,某一環節可能削弱鏈條的完整性,進而影響其堅固程度。而這些薄弱環節可能是由裂縫、腐蝕或缺乏維護造成的。我們經常在組織和團隊領域聽到此諺語,例如組織的防制洗錢稽核部門。組織通常投入大量資源來建立防制洗錢稽核部門;然而,如果未妥善維護防制洗錢稽核部門,其效力就可能被削弱,令組織面臨不必要的監管風險。 為了減緩這種風險,組織必須定期審查防制洗錢稽核鏈中的每個環節,並在必要時進行更新。組織的風險狀況變化、監管期望的轉變、行業趨勢的重大變動、技術進步等,或是結合上述多種因素,都是必須更新的因素。 如果組織尚未全面審查防制洗錢稽核部門,或距上次防制洗錢稽核部門更新已年深日久,那麼如何開始更新工作可能是一項艱鉅的挑戰。因此,許多組織選擇聘請外部公司對防制洗錢稽核部門進行分析,並提供改進建議。無論組織選擇聘請外部公司還是自行審查,若想維護有效的防制洗錢稽核部門,都必須考慮一些關鍵因素。 從何處著手? 為維護有效的防制洗錢稽核部門,首先,內部稽核團隊必須制定一份清單,列出可能受到組織風險狀況、監管期望、行業趨勢和技術進步等因素變化影響的制度組成要件。可能受影響的要件包括以下幾項: 防制洗錢導向的風險評估 風險控制矩陣 (RCM) 稽核章程 組織的防制洗錢稽核範圍 (AU) 和可稽核實體 (AE) 稽核方法及相關政策和程序 有豐富經驗和知識的防制洗錢稽核管理人員和工作人員 稽核師防制洗錢培訓計劃 雖然有些要件可能不適用於所有組織,但建議各個組織逐一評估要件以確定其具體適用性。 更新防制洗錢導向的風險評估 應審查和更新現有的防制洗錢風險評估,以期涵蓋所有金融犯罪風險。此外,防制洗錢稽核部門應獨立完成防制洗錢風險評估。獨立評估有助於確定組織中金融犯罪風險敞口最高的領域。確定金融犯罪風險領域並進行評估之後,就可以修改稽核範圍,並據此建立或修改可稽核實體清單。 更新風險和控制矩陣 (RCM) 審查並更新防制洗錢風險評估之後,還應修訂風險控制矩陣,以納入新發現的金融犯罪風險。這是確定控制措施可能在哪裡存在漏洞的初始步驟之一。此外,每次防制洗錢稽核工作應評估 RCM,因為有助於識別兩次稽核工作之間因流程變化而出現的控制措施漏洞。 更新稽核章程 如果組織的內部稽核部門符合內部稽核協會 (IIA) 的標準並遵循國際專業實務架構 (IPPF)1,那麼第一項一般準則就是制定和維護稽核章程。稽核章程不僅確立內部稽核的宗旨、權力和責任,還授權不受限制存取資料及界定稽核範圍。 明確範圍至關重要,因為這是防制洗錢稽核部門存在並通過稽核工作提供價值的基礎。根據稽核章程的編撰方式,組織可能需要更新章程,以說明實施防制洗錢稽核相關的權限變更。 更新防制洗錢稽核範圍和可稽核實體 稽核範圍是可稽核實體的集合,有助於制定內部稽核計劃,並確定適當的內部稽核範圍。可稽核實體是指稽核範圍中的單一元素。大多數可稽核實體是指企業或法人實體,但也可以指流程、長期專案或計劃、法規遵循制度或共享 IT 服務。 組織可能已確立了防制洗錢稽核範圍和一系列可稽核實體,但仍有必要定期(通常是每年)重新評估防制洗錢稽核範圍和可稽核實體。應瞭解組織是否成立了新企業、子公司或業務地點,以致可能影響需要涵蓋的稽核範圍和可稽核實體。此程序的一部分,包括選擇防制洗錢橫向審查(如審查整個企業的客戶盡職調查流程和控制措施)還是縱向審查(分別審查各個部門或地區的整體防制洗錢制度體系、流程和控制措施)。更新防制洗錢導向的風險評估,也可以協助組織識別先前未考慮的潛在可稽核實體。此外,隨著組織的發展和變化,稽核範圍和可稽核實體也會隨之變化。 更新稽核方法及相關政策和程序 如果組織受到上述變化的影響,應及時審查並更新稽核方法。此類審查與更新應納入抽樣方法,並於任何定期審查和更新工作之外單獨進行。如果新發現任何影響組織防制洗錢稽核部門的變化,亦應更新相關的政策和程序,以適應相關變化。此類更新工作可能擴及與防制洗錢稽核部門相關的企業層級政策和程序,且應符合組織的業務和監管需求。 有豐富經驗和知識的防制洗錢稽核管理人員和工作人員 更新完稽核範圍和可稽核實體,且識別出金融犯罪風險、控制措施和控制措施漏洞之後,組織應確定完成防制洗錢稽核計劃所需的資源。為使防制洗錢稽核部門充分發揮實效,必須確保從事防制洗錢稽核工作(規劃、執行和報告)的人員同時具備防制洗錢概念和稽核專業能力。此外,《銀行保密法》(BSA) 和內部稽核師協會 (IIA) 標準均有相關專業領域的熟練能力要求。因此,從事防制洗錢稽核部門的工作人員必須具備 BSA 和稽核領域的知識和經驗。 我們建議,在防制洗錢稽核部門的職位說明中,應將公認反洗錢師 (CAMS)...
Preventing Burnout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职业倦怠并非后疫情时代初期涌现的新词,而是自办公场所采用小隔间布局以来,一直流行于企业界。2020 年,远程办公引发心理健康意识革命,职业倦怠现象随之屡见不鲜。 2020 年,远程办工人数从 470 万增至约 7,500 万1。显然,远程办公并未导致职业倦怠率升高。对很多人而言,在家办公既有助于职业发展,也有利于提升个人幸福指数,还可提高工作效率。疫情、大量患者死亡、无法自由行动,以及与亲朋好友分离等因素为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外,还有大规模失业、经济衰退、儿童保育和校内教学力量不足、工作量增加等问题,让心理健康专家和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纷纷大声疾呼。2020 年 3 月,在家办公成为日常,“78% 的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和抗失眠药均为新开药(而非续药),”疫情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2。 2020 年 3 月封锁后,工作日平均延长了 48.5 分钟3。不用通勤,工作空间与个人空间的物理隔阂消除,导致加班变得稀松平常。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称,2020 年 12 月,42% 的受访者出现了焦虑和抑郁症状;而在 2019 年,此项指标仅为 11%4。疫情尚未结束,且其影响必将旷日持久。职业倦怠对人们工作和职业的威胁越来越大。本文旨在讨论如何发现、预防和处理自身的职业倦怠问题。 何为职业倦怠? 关于何为职业倦怠,人们看法不一,但并非所有人都将其视为一种精神障碍5。1974 年,心理学家 Herbert Freudenberger 为“职业倦怠”一词赋予了现代定义。当时,他在纽约市一家免费诊所观察处于高压环境下的工人6。过去 10 年里,职业倦怠发展出了简明(若非“科学”)的定义。妙佑医疗国际 (Mayo Clinic) 将职业倦怠定义为“一种身心疲惫的状态,伴随成就感下降和个人认同丧失7。”职业倦怠不是简单的精疲力竭,而是未获释放的长期压力的产物。职业倦怠最常见的特征是疲劳、烦躁、对人不耐烦,感觉对工作和生活失去了掌控,觉得工作与生活皆无意义,对生活表现冷漠、悲观。 Freudenberger 在研究中提出了“职业倦怠阶段模型”,以其描述职业倦怠的“时序发展”,具体如下8: 强迫自己证明自身(野心过大) 格外努力工作 忽视自己的需求 转移冲突和需求 没有时间满足与工作无关的需求 越来越多地否认存在问题,思维/行为灵活度下降 退缩、缺乏方向、愤世嫉俗...